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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5-10-24  來源:中國母嬰用品網  作者:[db:作者]
        核心提示:  林尚立意識問題,而是國家建設本身的問題。在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大時代背景下,圍繞現代國家建設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建構,是以民主為基本前提,以國家制度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體系的全面優化為關鍵,后決

          林尚立意識問題,而是國家建設本身的問題。在全球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大時代背景下,圍繞現代國家建設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建構,是以民主為基本前提,以國家制度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體系的全面優化為關鍵,最後決定於認同主體的自主選擇。

          在國家與人、制度與人的有機互動中,國家結構體系的質量決定著其塑造民眾國家認同的能力;而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也塑造著國家結構體系。因此,國家建設在努力改善國家認同的同時,必須時時從國家認同檢視國家建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從而將國家制度的健全、國家結構體系的優化與國家認同的深化有機地統一起來。基於此,當代中國國家認同建構的戰略議程應在學理上闡釋中國現代國家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邏輯,在理論上闡釋國家及其制度的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在制度上優化國家結構關係以實現多元化與一體化共存發展,在政策上實踐國家發展與治理的基本價值。

          不論是把人定位為天生的政治動物,還是定位為天生的社會動物,其現實存在一定是在四種力量規範下形成的:一是自然,二是組織,三是制度,四是價值。現實的人是這四大規範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但同時也是創造這些規範的力量。人類社會發展以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為核心取向,人類歷史從古代邁入現代的根本標誌就是:人從一種被決定的力量逐漸解放為一種決定性的力量。於是,人成為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的邏輯起點。由此,人的觀念、權益與行動,就自然成為社會與國家建構與發展的決定力量。現代國家認同問題就是由此形成的。可見,現代國家對國家認同的需求,不是源於國家的整合性與統治性,而是源於人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簡單講,國家認同就是人們對其存在其中的國家的認可與服從,其反映的是人與國家的基本關係。對國家而言,它決定著國家的合法性基礎,進而決定著國家的穩定與繁榮。在人成為主體力量的時代,人對國家的認可與服從,一定不是國家強力的產物,而是人與國家之間有機互動的結果,其內在的邏輯是:人是國家的主體,建設國家;國家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生存與發展基本需求。據此,國家認同問題,就不簡單是人們的國家觀念或國家意識問題,而是國家建設本身的問題。沒有合理、有效的國家建設,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廣泛社會和文化基礎的國家認同。所以,本文的基本假設是:現代國家認同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現代國家結構體系的內在合理性及其自我完善能力。

          馬克思認為,人即使不是政治動物,至少也是社會動物。③這表明人的現實存在一定是社會存在;而到目前為止的人的社會存在,必然趨向組織國家,從而決定其社會存在的另一方面,即作為國家成員的政治存在,過政治生活。國家認同就是在這種政治存在中形成的。然而,國家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在歷史上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從而形成了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之分。在不同時代的國家,國家認同的形成及其對國家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在馬克思看來「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之間的差別,不是歷史時期的差別,而是構成國家的人的類本質的差別。『古代國家「是以人的共同體存在為基礎的,換言之,構成」古代國家「的人是」共同體人「在馬克思看來,這與古代國家的所有制,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都是共同體的公有或共同體的私有直接相關。

          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韓震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馬克思實際上是認同亞里士多德對人的現實存在的這種判斷的。

          馬克思指出:在古代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當作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並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佔有者。「①與古代相反」見代國家「是以人的獨立存在為基礎的,換言之,構成」現代國家「的人是」個體人「。馬克思認為,隨著工業革命以及以自由勞動與資本結合的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出現,人擺脫共同體的存在,成為獨立的,同時也是」孤立的個人「,並由此構成了市民社會。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所帶來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歸結為市民社會的成員,歸結為利己的、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把人歸結為公民,歸結為法人「。②人的類本質從」共同體人「發展為」個體人「,決定了」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有天壤之別,集中地體現在人與國家的關係上。對此,馬克思有過精闢的分析:」在古代國家中,政治國家構成國家的內容,並不包括其他的領域在內,而現代的國家則是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的相互適應。「③因而,在古代國家中,」國家的物質內容是由國家的形式設定的。每個私人領域都具有政治性質,或者都是政治領域;換句話說,政治也就是私人領域的性質。在中世紀,政治制度是私有財產的制度,但這只是因為私有財產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紀,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生活是同一的,人是國家的現實原則,但這是不自由的人「。④只有到了現代,人民的生活與國家的生活才實現了分離。所以馬克思說」國家本身的抽象只是現代才有,因為私人生活的抽象也只是現代才有。政治國家的抽象是現代的產物。「⑤這裡所說的」政治國家「就是國家制度,就是現代國家體系,它是基於現代社會發展需求而建構起來的一套用於保障個體與社會權益、維護和推進整個共同體發展的制度體系。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古代國家「,人與國家是一體的,國家決定人的現實存在;在」現代國家「,人與國家是二元存在的,人的自主性決定國家的現實存在。在馬克思看來,具有自主性和獨立性的」這種人,市民社會的成員,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前提「。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前現代國家,實際上不存在以國家為對象,以決定國家制度合法性為取向的國家認同問題。

          然而,僅僅從「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內在差別來把握現代國家認同是不夠的。因為,認同是人得以現實存在的基本屬性,生活在「古代國家」的人,也依然存在認同問題。要深入把握現代國家認同問題,就必須辨析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在認同上的具體差異。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在組織形態上的差異。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現代國家「自然是從」古代國家「發展而來的,但從內在屬性與組織形態來看」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則完全是兩種類型的國家。用吉登斯的觀點來看,它們之間的歷史關係是一種斷裂的關係,現代國家」是一種以特別突出的方式與前現代性國家形成鮮明對照的社會類型「。①它們之間形成鮮明對照的關鍵點,除了前面提到的人與國家關係有本質不同之外,就是國家的組織形態存在巨大差異。

          史邏輯中看到影子。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的長成出於人類『生活』的發展」,其背後的邏輯是:男女組成家庭,若干家庭組成村坊,若干村坊組成城邦。②按照這樣的邏輯,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是人們集聚而成的,換言之,人群的聚合產生國家。實際上,中國人也是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解釋國家的,有「集家成國」之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否認人群在特定區域內聚合是產生國家的基礎,但強調這種聚合之所以產生擁有公共權力的國家,是因為這種聚合在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帶來衝突,其中包括階級衝突。國家的使命就是協調衝突,從而使聚合起來的人們能夠共存,共同發展。然而,人類最初的聚合往往是基於血緣和地緣關係形成的,形成的共同體,要麼是「部落」要麼是「族群」(ethnicgroup)。由於支撐「部族國家」的力量直接來自維繫部族的共同語言、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傳統以及共同心理所形成的文化資源,所以,格羅斯又將這種國家視為建立在「文化一民族」基礎上的國家,他認為這個「文化一民族」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種族(ethnics)。很顯然,在「古代國家」中,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可以說完全基於人們所秉承的共同文化,人們對自身族群身份的認同與其對國家的認同具有內在一體性。至於被征服的部落和族群對征服國家的認同,則基於征服的政治邏輯而形成,這其中除了強力因素之外,也有文化的因素。

          然而,現代國家組織形態形成的邏輯則完全不是如此。它不是基於血緣的或地緣的自然關係紐帶而形成的,而是基於特定的制度性安排而形成的,其出發點就是:通過一套制度體制將一定區域的人民整合為一個能夠共享制度安排的統一共同體。

          這與基於人類組織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古代國家」不同。「現代國家」具有很強的主體建構性,這個主體就是構成國家的全體人民,其族群結構可以是單一族群的,也可以是多個族群的。在這樣的國家建構邏輯中,同一族群的人們或不同族群的人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11頁。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譯,台湾: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一10頁。

          們,基於對作為共同意志產物的國家主權的認同而匯聚在一起,①共同支撐主權下形成的國家制度,並使其成為維護和保障個體與社會的有效力量。人們把在這樣國家建構邏輯中匯聚在一起的全體人民,稱為民族(nation),②並將由此所形成的現代國家,稱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顯然,這種民族是基於國家制度的政治安排所形成的,有人將其視為「國家民族」以區別支撐「古代國家」的「文化民族」。③在現代政治邏輯中,這個「國家民族」與擁有現代國家主權的人民是同義語。④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國家建構邏輯,關鍵在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促進了人的自主,從而使人擺脫了對組織或共同體的依賴,在「純粹私有制」的基礎上成為社會領域獨立的個體。由這樣個體所構成的「市民社會」

          馬克思也稱之為「現代社會」。現代國家就是應這種現代社會而產生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產物。⑤綜合上述分析,現代國家具有這樣三大基本特點:其一,它以現代社會為基礎,以構成國家的每個人擁有政治平等的政治解放為歷史和邏輯前提;其二,它以現代國家主權為核心,以建構全體人民能夠共享並獲得發展保障的國家制度體系為基本的組織框架;其三,它以公民權的保障為機制,將社會的全體成員聚合為具有共同政治紐帶的共同體,即民族或民族國家。現代國家的這三大特點,決定了構成國家的人民的國家認同(nationalidentity),既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與前提,也是現代國家維繫和繁榮的保障。由此可以斷言,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國家認同,現代國家也就失去了所有意義。

          英國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特別指出:「『民族』的建立跟當代基於特定領土而創生的主權國家(modernterritorialstate)是息息相關的,若我們不將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參見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頁)關於『』民族」這個概念內涵在西方文化中的演變及其在現代民主政治中與『』人民「概念之間深刻的內在關係,英國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其《民族與民族主義》書中作了詳細的歷史考察和學術分析。(參見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德國學者作了這種區分:」除去一些特例,人們可以將民族分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與國家民族(Staatsnation)。前者主要基於某種共同的文化經歷而凝聚起來;後者首先建立在種普遍的政治歷史與法則的統一力量之上。(參見弗里德尼希梅尼克:《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孟鍾捷譯,台湾:台湾三聯書店,2007年,第4頁)美國學者菲利克斯格羅斯與德國學者弗里德尼希梅尼克都用這種區分來分析現代民族國家。

          (參見菲利克斯格羅斯:《公民國家民族、部族與族屬身份》,王建娥、魏強譯,台湾:新華出版社,2003年)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第21*22頁。

          二、現代國家認同的建構在現代政治中,國家認同協調的是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現代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人民與國家的關係直接決定著國家的合法性,即決定著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只有獲得人民支持和社會合作的國家政權,才是穩定與有效的國家政權。由此可見,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的生命所在。

          然而,國家認同不僅是現代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需求,它同時也是生活於現代國家中的每個公民的需求。在現代化日益將全球社會凝聚成為一個共同體的時代,任何個人雖然可以在全球的空間中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這種自主與自由是以必須擁有特定國家的公民身份為前提的。同時,擁有獨立自主的現代人,不像前現代人那樣是以天地自然為其生存的最後底線,而是以特定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生存保障為其生存的最後底線。這兩點決定了,當今世界的任何人都必須有國家的歸宿。雖然現代人的獨立與自主賦予其選擇國家的權利,但沒有賦予其不選擇國家的自由。這種自主選擇背後就蘊含著國家認同。從這個角度講,國家認同也是現代人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前提所在。正如有些人宣稱的那樣,國家認同「乃是他們個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認同所在,是他們賴以為生的社會價值所系」。①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現實中存在的個人,不論其法律上擁有多大的自主與自由,其與生俱來的種族屬性及其生命成長的最基本社會形態屬性則是無法選擇的,而這些屬性往往構成每個人建構其國家認同最基本的心理與文化背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歷史不可能隨意創造一樣,每個人的國家認同建構也不是隨意的。

          強調國家認同對現代國家與現代人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關鍵是要表明:對任何社會來說,國家認同的建構,不是單向的行動,而是雙向的行動,既有賴於國家對民眾的國家認同的建構,也有賴於個人建構自己的國家認同。在這種雙重建構中,人的主體性及其所形成的選擇是基礎,而國家為每個人生存與發展所營造的整個國家結構體系是關鍵。據此,現代國家認同是個體在接受、參與並分享國家制度體系過程中所形成的對國家制度體系及其決定的自我身份(公民身份)的認同。根據這個定義,可將國家認同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對建構現代國家有決定意義的國家制度體系的認同;第二個層面是對這個制度體系所規定的公民身份和權利的認同;第三個層面是對國家制度體系所建構出來的具有現實社會基礎的整個政治共同體本身的認同,簡單講,就是對人們生活其中的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

          這三個層面中,第一個層面的認同最為根本,並由此引出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第一個現實政治基礎一民主。馬克思指出:「現代國家同這些在人民和國家之間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第5頁。

          存在著實體性統一的國家的區別,不在於國家制度的各個不同環節發展到特殊現實性「」而在於國家制度本身發展到同現實的人民生活并行不悖的特殊現實性,在於政治國家成了國家其他一切方面的制度「。①因而,在現代國家打破了人民與國家之間存在著的實體性統一結構之後,現代國家就從具體的社會生活(用馬克思的概念講,就是物質國家)中抽象出來,國家制度就不再直接等同於人們的生活,在超越人們生活自主性基礎上擁有相對的自主性,成為在整體上保障社會成員生存、生活與生產的外在制度體系。正是這種抽象和自主性,使得國家制度要獲得真正的存在與發展,就必須贏得人民的認同。因為,人民是建構國家制度的主體,是國家權力的唯一來源。所以,現代國家認同的現實政治基礎一定是民主。只有基於民主原則發展起來的現代國家,才有現代國家認同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在現代化和民主化過程中,國家本身的抽象所形成的相對自主與私人生活的抽象所形成的個體社會存在的相對自主是相輔相成的共生關係,正是在這樣的關係中,現代國家建設才能形成對國家認同的需求。

          既然現代國家認同的現實政治基礎是民主,現代國家認同的建構,就一定是從民主建構開始的。這意味著任何試圖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國家,要建構一個有效的國家制度體系,就必須牢牢地守住民主的根本:即國家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只有守住了這個根本,現代國家制度體系才能得到確立與鞏固。因為,只有在民主的條件下,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才是內在的和鞏固的,其邏輯是:在民主的條件下,人民是真正的主權者,因而,人民對國家主權的認同,實際上就是對人民自身的認同。這意味著國家與人民的相互自主性,只是構成現代國家對國家認同的內在需求;而要真正形成人民將國家放在心中,從而全力支撐與擁護國家制度體系的國家認同,就必須是人民基於人民主權邏輯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在盧梭看來,基於主權在民,人民的意志公意化為國家主權,國家主權獲得了絕對的權力,當這種權力從全體人民利益出發運行的時候,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實際上是對人民共同意志所形成的公意的認同,即對自身整體意志的認同。②所以,只有在真正的民主條件下,國家認同才能獲得現實的主體性,才能內化為人民的價值與信仰。

          真正的民主自然體現為人民決定國家事務,國家保障人民的進步與發展,而其具體體現,不僅是一種價值,更重要的是基於這種價值所形成和運行的一套國家制度。這種國家制度首先保障人民的權利,其次規範國家的權力,使其成為能夠維護盧檳《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台湾: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1給予了積極的肯定,認為這種辯證的說法與馬克思在研究中所運用的方法,具有『』完第148頁)和保障人民權利的力量。然而,從工具層面來看,這樣的國家制度必須既擁有保障人民權利的功能,同時又擁有保證國家保障個體權利、維護公共利益、促進人與社會整體發展的功能。馬克思看來,這樣的國家制度將形成於「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之間的妥協,因此它本身必然是兩種本質上相異的權力之間的一種契約」。①這裡所說的非政治國家,實際上就是基於人們的現實生產與生活所形成的社會。這就意味著真正民主的建構,一旦落實到具體的社會與國家,不僅要考慮民主內在價值與原則的要求,而且要充分尊重社會的現實。因而,基於純粹民主的價值和原則、而不是基於國家與現實社會妥協所產生的「一種契約」的國家制度,一定是無根無源的,能給人們帶來幻覺,但不能得到人們最終的認同。

          由此,就引出國家認同建構的第二個前提與基礎,即國家制度的現實合理性,或者說,國家制度所決定的整個國家結構體系的現實合理性。國家結構體系就是構成國家的各個要素以及國家部分與整體所形成的具有內在一體性的結構安排,而實現這種安排的就是國家制度。國家結構體系藉助國家制度而形成,但不等於制度本身;國家制度藉助國家結構體系而運行,但不能替代國家結構體系。因而,它們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關係:國家制度必須以一定的國家結構體系,即歷史與現實所決定的國家各要素之間的關係為基礎;與此同時,國家各要素之間的關係要獲得合理化存在,就必須通過合理有效的國家制度來實現。在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中,不論是國家結構體系還是其背後的國家制度的合理性,都應該屬於工具合理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政權來說,只有比較充分地實現了國家結構體系及其背後的國家制度的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的有機統一,才能得以最終的穩定與鞏固。在民主化使民主的價值合理性幾乎成為既定選擇的前提下,對於各國來說,工具合理性的關鍵就是解決在一定的社會用什麼樣的國家結構體系及其背後的國家制度來實現民主。美國人在現代國家建設方面的成功,就在於美國一開始就將國家建設建立在充分考慮美國的國情與民情基礎上。《聯邦黨人文集》開宗明義就向美國國民提出要求:「時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問題留待我國人民用他們的行為和範例來求得解決: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如果這句話不無道理,那末我們也許可以理所當然地把我們所面臨的緊要關頭當做是應該作出這項決定的時刻;由此看來,假使我們選錯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那就應當認為是全人類的不幸。」如果我們的選擇取決於對我們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計,而不受與公共利益無關的事實的迷惑和影響,那就萬分幸運了。「②顯然,這裡所說的整體所蘊含的國家利益。

          然而,任何利益的形成,其背後都一定有價值選擇;同時,任何利益都是在特定的關係結構中存在,並受這種關係結構所決定,如村落的關係結構、族群與宗教的關係結構、階層的關係結構、地區之間的關係結構等等。這決定了任何國家制度建立所需要的深思熟慮,一定離不開這個國家制度所針對族群的社會、歷史與文化。

          無數的歷史事實表明,能夠得以持久成長、並不斷鞏固的國家制度,都一定與其所對應的社會、歷史、文化形成了內在的契合。在這種契合中,國家制度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體系既是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產物;同時,又是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得以維繫和發展的動力與保障。正因為有了這種契合,國家制度也就能夠建構起具有穩固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認同。因為,對這個國家的國民來說,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化是與生俱來的,交融於他們的生命與意識之中。實踐表明,雖然這種契合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內在要求,但要形成這種契合不是很容易的,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需要智慧、勇氣與能力。法國大革命是成功的,但大革命之後法國社會與人民卻陷入帝制與共和不斷交替的痛苦之中,其背後的癥結在於法國無法創立一種既能保障集中統一、又能充分滿足多元紛爭的現代民主制度以適應法國利益取向高度多元化的社會結構。直到1958年,戴高樂創建「超總統制」①法國才比較好地實現了這種契合性=『戴高樂認為,他的人民過分傾向於分裂。因此,他認為,一個莊重的強迫選舉人選擇政府的選舉制度和一部莊重的責成政府實施統治的憲法,會有助於使法國人民更有凝聚力和更莊重得多。「②戴高樂指出:」為了使國家理所當然地成為法蘭西統一、實現全國最高利益、全國人民持續進行政治活動的工具,我認為必要的條件是,政府絕不可從議會產生,換句話說,不是從各政黨產生出來,而應由全國人民直接委任的一個超黨派的元首遴選出來,而這位元首具有計劃、決定和行動的權能。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由於我們的個人主義、我們的分歧和過去的不幸給我們遺留下來的分裂因素,我國所有的那些無組織的傾向,就會再一次使國家陷入這樣一種處境:各種變化無常的思想意識產生對抗,部門間存在競爭,政府對內對外的措施似乎既不能持久又毫無價值。既然事實證明我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只能依靠這樣一種權威一它有能力克服一切分歧,並且考慮那些擺在它面前的有關現在與將來的問題,因而我認為此後我要進行的重大的鬥爭,目的在於賦予法蘭西一個能夠肩負其命運的共和國。「基於此」法國人民在擁護第五共和國時,卻沒有那種暗中的盤算。對群眾來說,關鍵在於建立一種既尊重其自由又有能力行動和負責的制度「。①由此可見,任何一種國家制度要贏得國民認同,根植於人們的心中,首先應該根植於特定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從而孕育和發展其內在的合理性。法國是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托克維爾在分析美國民主時,是從美國最基層的鄉鎮自治開始寫起的,他發現,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從基層社會生長起來的,有相當厚實的社會與文化基礎。

          然而,對於許多國家來說,之所以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現代化將其卷進了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潮流,建構現代民主制度已成為其在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生存的歷史性選擇。但在具體的實踐中,這些國家一旦觸及民主建構,馬上就面臨如何跨越「建造民主」制度與「運用民主」制度之間存在的峽谷。如果跨不過去「建造民主」要面臨失敗,同時「運用民主」也就無從談起;而跨越這個峽谷的關鍵,就是如何將民主制度建立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與文化之上。實踐中,那些憑藉某種民眾的激情、某種絕對的理念以及某種政治的投機而「建造民主」的國家,最終的命運都是跌入峽谷一不是國家碎裂,就是一切從頭來過。在這樣的境況下,國家認同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遊盪在人們心中的可能僅僅是最粗淺的民族主義。

          可見,對於每個人來說,要建構國家認同,必須還要有第三個前提條件,就是能夠享受國家制度所帶來的自由、發展與幸福。人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生產與生活組成社會。人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秩序和保障通過國家來完成。因而,任何國家實際上都是在對現實社會的重新組織和安排基礎上形成的。所以,有人把國家視為成的,其實質就是對人與社會關係的再組織。亞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就十分明確地指出:所謂政治制度,不過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權利的體系」。③這決定了人的現實存在,不僅有自然的存在,社會的存在,而且有政治的存在,因而,人的生存、生活與發展,不僅取決於自然,社會、歷史與傳統,而且還取決於當下的國家制度對其實際存在的安排。這種安排直接觸及人們的生存與發展條件,關乎人民的自由與發展的空間。現代民主賦予人們所有的自由權利雖然都離不開國家、都依賴國家,但同時也賦予了人們自由選擇國家歸屬的權利。④這決定了任何人都必須有國家認同建構。至於對具體國家的認同,則取決於由其遷徙自由而形成的對具體國家的選擇。這種選擇除了情感、習慣、信仰與文化因素之外,就是自我利益與發展的需要。換句話說,在現代民主的條件下,對任何公民來說,其對國家制度的認同,一定要考慮國家制度所給予的自由空間、保障條件與發展可能,否則,人們對國家的認同與支持是相當脆弱的。所以,美國學者李普賽特認為,現代民主政治系統的穩定,必須基於這個政治系統所擁有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的有機統一。在這種統一中,政治系統不僅能在價值上符合社會大多數的人意志,而且能夠創造惠及社會大多數人的發展績效。①由此可見,國家制度給予人的自由與發展多大的空間和多少的保障,是人們建構其國家認同的重要依據與基本動力。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全球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大時代背景下,圍繞現代國家建設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建構,一定以民主為基本前提,以國家制度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體系的全面優化為關鍵,最後決定於認同主體的自主選擇。

          從根本上講,國家認同是人們在與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中自我建構起來的,其本質是對自我與國家之間存在的內在一體性的認同。這種一體性,不僅緣於血緣、地緣以及歷史傳統,而且緣於人們的利益與意志。基於人民主權所建構的現代民主就是強調人民建構國家、國家服務人民,這其中所形成的一體性,正是人們建構國家認同最基本的價值前提和邏輯前提。有了這個前提,人們所形成的具體國家認同,則取決於人們生活其中的國家制度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體系。

          三、國家結構體系與國家認同的互相塑造用於描述或提煉現代國家形態的概念不少,如政治國家、民族國家、政治系統等等,這些概念主要用於分析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家運作本身,力圖對國家作一個整體性的抽象和把握。因而,這些概念無法用來分析和把握人們基於十分具體、細微、深切感受與認知所積累起來的國家認同。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或民族國家視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這表明人們的國家認同多少帶有想象的成分。然而,對於每個人來說,其國家認同不僅僅體現為對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及其所決定的自我身份的認同,更重要的是體現為對其所參與的國家結構體系的認同,而這種認同一定是在人們與國家結構體系的具體互動中逐漸形成的。可以說,國家認同不是「想象」的產物,而是人與國家有機互動的產物。在這種有機互動中,人們是通過對國家內涵要素的感知來認知和把握國家的。這決定了人們對國家的感知以及情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所感受的國家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係的合理性和影響力。於是,對國家認同的建構及其內在邏輯的考察,就必須引入一個考察維度,這就是國家結構體系。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現代國家結構體系都是通過法律與制度鞏固下來的,因而,國家結構體系的背後,必然伴隨著國家制度。在國家與人、制度與人的有機互動中,國家結構體系的質量決定著其塑造民眾國家認同的能力;反過來,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也塑造著國家結構體系。如果這種關係抽象為人與制度的互動關係,其相互塑造關係也就看得很明白了。實際上,任何具體的國家形態,都是在國家制度與人民的相互塑造中形成和確立下來的。

          於是,在民主的前提下,民眾的國家認同問題,就可以從一個側面轉換為國家結構體系的質量及其對民眾的塑造(或者說對公民的塑造)的問題。從這種轉換出發,任何國家要塑造廣泛而深入的國家認同,其前提和基礎不在於對公民的塑造,而在優化塑造公民的國家結構體系及其背後的國家制度。否則,再強大的公民教育與公民塑造,也維護不了國家的持久統一與穩定。美國教授SusannaBarrows就認為,民族意識的形成不能用刻意強制的手段,否則負面效果將可能在長久之後爆發,南斯拉夫就是一例。以瑞士及法國的某些地區為例,留給地方某種程度的自我發展空間,並不見得對民族(或國家)的認同不利。而且,民族認同既有由上而下的方式,也有由下而上的途徑。①她的這種觀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國家結構體系對國家認同所具有的獨立價值和重要作用。

          要把握國家結構體系,就必須首先把握現代國家本身。如果把現代國家視為從政治上重新組織起來的社會(或共同體),那麼,就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把握現代國家:一是將國家視為用於重新組織社會的那套制度體系,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國家或國家制度;二是將國家視為經過國家制度重新組織之後的政治共同體,也就是作為共同體的實在國家。羅伯特麥基佛(RobertMaciver)就是從第二個面向來定義國家的:「國家是一個聯合體,通過政府用強制力和公布的法律實施自己的行為,在一個疆域劃定的共同體內維持社會秩序統一的外部前提。」②這兩個面向側重不同,第一個面向側重現代國家的本質,第二個面向側重現代國家的實體。但其蘊含的內在邏輯是共同的:首先,都以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為前提;其次,都將國家制度視為塑造現代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力量;最後,都將現代國家的成長過程視為用現代國家制度重新將社會聚合為一個有機政治共同體的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國家與社會達成「一種契約」的過程。③所以,如果從現代國家建設來看,完全可以將現代國家視為國家通過一套制度體系將國家內部各個要素重新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不斷互動,以至於具體的國家制度都不過是國家與社會達成「一種契約」的產物。這決定了任何具體的國家制度都是對國家與社會的具體要素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而這種安排的合理性,不僅取決於制度的邏輯,而且取決於所安排要素之間結構關係的現實邏輯。

          在具體的國家建設實踐中,這兩個邏輯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例如,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安排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形態,與現實存在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權力關係、利益關係、認同關係之間就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係。許多時候,現實結構關係及其內在邏輯會迫使既有的制度安排發生變化、甚至摧毀既有的制度安排,如一個國家從單一制結構變成聯邦制結構,從聯邦制結構變成邦聯制結構,反過來的逆向變化情形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存在的現代國家,其呈現給人們的一定是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國家制度;另一個層面就是國家制度所協調、維護的各相關要素之間形成的結構關係,這就是本文所強調的國家結構體系。

          對於生活在現代國家之中的人們來說,每個人既在現代國家制度下,也在現代國家結構體系之中。與此相應,國家認同既包含著對國家制度的認同,也包含著對國家結構體系的認同。前者更多地是從價值出發,往往可以超越現實利益考慮來確立認同;而後者更多地是從現實的情感與利益出發,取決於人們對具體國家結構體系的認知與感受。在人們的國家觀念與意識之中,這兩個層面的國家認同,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衝突的。這種衝突是十分複雜的,最基本的是兩種狀態:一種是認同國家制度,但不滿意國家結構體系;一種是認同國家結構體系,但不完全認同國家制度。最糟糕的情形是,人們對國家制度以及國家結構體系同時存在認同危機,這必將導致國家陷入風雨飄零的境地。由此可見,從國家認同建構的角度看,現代國家建設必須是國家制度建設與國家結構體系的優化的有機統一。在民主化成為國家建設既定目標的前提下,國家制度建設就必須緊扣國家結構體系的優化來展開:以制度合理性與有效性,來優化國家結構體系;以國家結構體系的整體優化來落實和鞏固國家制度,民主就是由此鞏固下來的。

          簡單講,國家結構體系是建構現代國家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所形成的結構關係總和,是支撐現代國家並保障其穩定與活力的基本結構體系。這個結構體系出發的原點是人。作為國家成員的政治人,首先是現實的存在,即處於社會關係之中;其次是歷史的存在,即處於歷史的規定性與歷史的創造性之中;最後是精神的存在,即處在用自己的價值和理想觀照現實之中。人是國家的尺度,基於人的三種存在,國家結構體系就必須從三個維度來安排和優化。這三個維度就是:空間的維度、時間的維度以及超越時空的價值的維度。

          從時間的維度看,國家結構體系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合理安排這個社會與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係。這其中,大而化之講,涉及傳統與現代、現實與理想等問題;進入具體領域,涉及國家對過往歷史的邏輯編排、對重大事件的態度、*34*對歷史作用和影響的把握,涉及國家對當下的歷史定位、對未來取向的把握以及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設定等等。縱觀世界各國,不論國家的意志源自何方,都一定要對其所處的歷史與時代做出必要的把握。這一方面為了解決國家從何而來、走向何方,以及國家應該擔當的時代使命的問題;另一方面為了解決國家現有制度的選擇所具有的歷史與時代合理性。國家與制度的誕生有多少的歷史合理性基礎,直接關係到國家與制度有多少的合法性資源。馬克思的偉大作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深刻分析了當年歐洲資產階級國家如何藉助歷史的資源為其現實的革命建構合理性與合法性,從而創造新歷史、新政權、新國家。在馬克思的邏輯中,國家政權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雖然「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①因而,要建構現實的合理性,就必須建構現實在歷史中的合理性。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存在讓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可能,但這卻是國家與生俱來的權力。國家在這方面的能力與水平,直接決定著國家建設的能力與水平。

          從空間的維度看,國家結構體系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合理安排好國家組織與建設所面臨的最基本的關係,具體包括:國家與社會(或政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軍隊與國家關係、立法、行政與司法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治與宗教的關係、民族與宗教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階級與階層的關係、黨派之間的關係、國有與私有的關係、國內與國際的關係等等。一個國家的具體形態直接取決於國家處理這些關係所確立起來的國家結構體系。國家的根本制度與具體制度都直接參与到這些關係的安排與處理中,並成為整個國家結構體系的制度支撐。細究這些關係的背後,無不與具體的利益相關,因而,國家在空間維度所建構起來的結構關係,實際上是對整個國家利益關係的安排與協調。這種安排與協調將最終決定在這個利益結構體系之中每個公民的權利大小、自由空間與發展資源。現代國家公民身份直接取決於國家對這些關係的安排與協調。現代國家發展的邏輯表明,現代化與民主化使公民身份要素不斷充實與豐富。用馬歇爾的研究來說,18世紀公民身份要素僅包含公民權利這一層;到了19世紀,增添了政治權利這一層;到了20世紀,又增添了社會權利這一層,從而在今天形成了三大權利要素的有機統一。②實際上,伴隨著公民身份中權利要素的增加,公民與國家結構體系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全面和深入。在當今世界,公民與國家結構體系之間的關係已基本成為國家建設的普遍範式。在這樣的範式下,國家結構體系在決T.H.馬歇爾:《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郭忠華、劉訓練編:《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第3*60頁。

          定公民身份與權利的同時,也直接決定著公民對國家本身的認知與認同。

          從價值的維度看,國家結構體系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將當代人類基本價值合理地安排進具有特定歷史與文化的社會之中,並使其成為社會認同、國家遵從的國家核心價值體系。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得到普遍的認同:①「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麼,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裡統治是分享的,那裡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恆的規律』」。②這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指出了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與價值建構是任何統治的內在要求。這個邏輯放到現代國家認同建構上也是完全成立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國家意識形態與價值體系的建構,既是為了思想統治,同時也是為了統治與統治制度本身,即為了統治本身以及統治所需要的制度體系提供有力的價值支撐,從而獲得社會認同和牢固的社會基礎。所以,任何現代國家都必須建構相應的國家核心價值體系,而任何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都必須對基本的價值形成合理的結構安排,明確價值的優先順序。這對於引導人們的國家認同和協調整個社會的觀念與行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實踐表明,核心價值的缺乏或者價值順序的混亂往往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潛在根源。托克維爾指出:「為了使社會成立,尤其是為了使社會欣欣向榮,就必須用某種主要的思想把全體公民的精神經常集中起來,並保持其整體性。」③顯然,這種整體性就來自價值與思想體系內在結構的合理性與有機性,而其內在邏輯,不僅取決於價值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取決於社會的現實邏輯。

          綜合上述分析,國家結構體系對國家認同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它從人們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人們的現實生存與發展狀態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等方面影響和左右著人們的國家認同。但必須指出的是,從現代國家建設的邏輯來看,由於現代國家的主體是人民,國家權力來自人民,所以從整體上講,國家結構體系與國家認同之間實際上存在著相互塑造的關係。例如,人們完全可以用公民權利的普遍範式來影響國家結構體系的建構與發展。當然,對於個體來說,在其國家認同形成過程中,國家結構體系所產生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分析意識形態與國家關係的時候,就是以馬克思這個論斷為參照範式的。(參見安東尼吉登斯:《民族一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台湾:三聯書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董果良譯,台湾: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24頁。

          既然國家結構體系與國家認同之間具有相互塑造的關係,那麼對國家建設來說,不論是國家認同的強化,還是國家結構體系的優化,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在這一點上,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關於正義觀念與社會基本結構之間關係的理論能夠提供很好的理論佐證。羅爾斯指出:「一種公開的正義觀,正是它構成了一個組織良好的人類聯合體的基本條件。」『對我們來說,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所謂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結構和主要的經濟和社會安排。』社會基本結構之所以是正義的主要問題,是因為它的影響十分深刻並自始至終。在此直覺的概念是:這種基本結構包含著不同的社會地位,生於不同地位的人們有著不同的生活前景,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體制和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①可見,正義觀念與社會基本結構之間是相互決定、相互塑造的,這與國家認同與國家結構體系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一樣的。所以,正如」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是持久的,它的正義觀念就可能穩定「②一樣,一個結構體系合理的國家是穩定的,與其相應的國家認同也自然是深入與鞏固的。

          四、從國家認同檢視國家建設從古到今的西方政治學基本理論,都將培育與制度相適應的公民作為政體建構與國家建設的關鍵所在。所以,不論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近代的盧梭、孟德斯鳩以及現代的羅素、杜威等等,都無不強調任何政體都要守住政體的基本原則,都要建構公民教育的基本體系。在孟德斯鳩看來,所謂政體的基本原則實際上是政體得以支撐和運作的國家價值取向與精神基礎,③其現實的承載者就是公民,而配置的途徑就是公民教育。在這樣的學說和理論下,公民對政權、制度與國家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建構與政體性質相適應的公民教育體系與國家意識形態。這個經典的西方政治理論至今依然成立。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此將國家認同的建構完全寄托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的教育與宣傳上。實際上,對國家認同建構來說,這種宣傳教育不是本,而是末,真正的本在於這種宣傳與教育所服務的國家制度是否為創造國家認同提供了可能。托克維爾在分析美國政治的時候就發現,美國國家結構體系中地方分權布局對美國人的國家認同產生具有深刻的影響:「我最欽佩美國的,不是它的地方分權的行政效果,而是這種分權的政治效果。在美國,到處都使人感到國的存在。從每個鄉村到整個美國,國是人人關心的對象。居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台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3、5頁。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張雁深譯,台湾: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9頁。

          民關心國家的每一項利益就象自己的利益一樣。他們以國家的光榮而自豪,誇耀國家獲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對國家的成就有所貢獻,感到自己隨國家的興旺而興旺,並為從全國的繁榮中獲得好處而自慰。他們對國家的感情與對自己家庭的感情類似,而且有一種自私心理促使他們去關心州。「①雖然這裡多少有點言過其實,但卻道出了現代國家建設的一條真理:人們的國家情懷與國家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是否合理地安排了人與社會、人與政府以及人與國家的基本關係。這種安排就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基本使命與任務所在。

          所以,國家認同蘊含在國家建設之中,既是國家建設的出發點,也是國家建設的歸宿。國家建設的水準決定國家認同狀況,反過來,國家認同狀況反映著國家建設的水準。這決定了國家建設在努力改善國家認同的同時,也必須時時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檢視國家建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從而將國家制度的健全、國家結構體系的優化與國家認同的深化有機地統一起來。從這個角度講,現代國家建設實際上是一項系統工程,即實現人、制度與政治共同體有機統一的系統工程。基於此,判定一個國家建設與發展水平的高低,甚至判定一個國家機體的健康與否,顯然不是單項的制度標準所能確定的,而是要綜合考察這個系統的實際狀態。在這種考察中,從國家認同來檢視國家建設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維度。

          本文之所以強調從國家認同來檢視國家建設,關鍵是要表明,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建設,都不是一種機械性、模式化的建設,它實際上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自我實現,是一種新社會、新國家與新文明的創造。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順現代化的潮流而動,接受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但是人們對其理解與把握,都是從人們所處的現實狀態與時代背景出發的,因而,其對各國的實際內涵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所以,現代國家建設實際上是一個持續的歷史過程,雖然現代國家基本框架的搭建及實現穩定運轉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基本任務,但並不意味著現代國家建設就終止於這個基本任務的完成。因為,在現代政治邏輯下,人與社會是決定國家的力量,而不同時代的人們都對其所需要的國家有自己的期望和要求,都要求他們所處時代的國家解決他們那個時代人們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既然每一時代的人們都希望有符合自己時代要求的國家,那麼每一時代的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用自己的願望和想象來塑造自己國家,從而都面臨著改造國家與建設國家的任務。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痛苦之後,英國思想家羅素髮表了《社會改造原理》,要求重塑國家,使其成為能夠將人民的佔有性衝動轉化為創造性力量的國①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董果良譯,台湾: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05頁。

          家,並由此來抑制戰爭的危險。①當然,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想象和改造不是隨心所欲的,都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

          展開。②由此可見,不斷地被塑造、被建設是現代國家的內在屬性,任何現代國家都處於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不同的是,有的國家已經成型,有的國家尚在成型之中。

          所以,從國家認同檢視國家建設,一是要檢視現代國家體系是否成型;二是要檢視持續不斷的國家建設的新趨向與新使命。在這種檢視中,關鍵的視點不是國家認同的強弱,而是國家認同的內在結構體系。這是在國家認同與國家結構體系相互塑造中形成的,與國家結構體系具有內在的對應性。基於這種對應性,從國家認同的內在結構體系出發,人們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國家建設實際面臨的任務與挑戰。這是從國家認同檢視國家建設的根本意義所在。

          如前所述,國家認同的出發點是自我,它包括了自我的意志以及生存與發展現實要求。因而,人們是從不同的層面和維度來感受和認知國家及其與自我的關係,從而形成國家認同的結構體系,由此所形成的綜合則構成人們整體的國家認同。但必須指出的是,人們實際形成的國家認同,並非完全基於自我以及個體對國家的功利要求。因為,國家認同往往與人們必然擁有的原始族群認同糾纏在一起,而這種族群認同的內在支撐並非自我意志與感受,也不是人們的利益滿足,更多的是天然的情感與內在的信仰。③但是,在現代國家,基於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政治與宗教的分離以及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國家與人民都更多地從公民身份出發來建構其國家認同,國家強調的愛國主義一定是以尊重憲法和民主為前提的。

          所以,人們的國家認同雖然無法脫出其所在族群的歷史與傳統,但其對國家生活的參與和評價還是能適度超越族群認同,從而使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有了一定程度的剝離。否則,當年美國比較政治學家阿爾蒙德與維巴進行的公民文化研究就缺乏應有的邏輯前提與現實基礎。④這也是本文提出用國家認同檢視國家建設的前提與基礎。

          羅素認為,私有財產和國家是現代世界兩個最有勢力的制度,它們因為權力過大,都已變成對生活有害的力量。為此,羅素提出了改造現代國家的系統設想和建議。(參見柏特蘭羅素:《社會改造原理》,張師竹譯,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美國學者羅伯特傑克曼認為:「作為國家政治制度合法性關鍵所在的國家認同,只不過是種族認同的一種特殊的情況。」(參見羅伯特傑克曼:《不需暴力的權力:民族國家的政治能力》,歐陽景根譯,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7頁)阿爾蒙德與維巴認為,公民文化雖然是現代與傳統的混合文化,但是基於公民參與政治過程中形成的,而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政治參與可以視為公民利益輸入政治系統的政治過程。(參見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譯,台湾:東方出版社,2008年)對於每個人來說,現代國家認同是從其所擁有的公民身份出發的。按馬歇爾的理論,現代國家公民身份由三大權利體系決定: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換言之,公民是在追求與實現這些權利的過程中與國家結構體系及其背後的國家制度進行有機互動,從而確立自己的國家認知與認同的結構體系。與公民權利體系相對應,人們的國家認同結構體系,必然包含三個層面:首先是主權與憲法認同層面,這與公民權利相關;其次是制度與法律認同層面,這與政治權利相關;再次是福利與政策認同層面,這與社會權利相關。但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國家的公民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或制度的產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的產物。這決定了公民對國家制度體系所決定的公民身份的認同,不可避免地要需要文化力量與信仰力量的支撐,因為,人們對國家制度體系的認同首先是對其秉承的價值、理想與目標的認同。所以,國家認同結構體系中一定還包含作為建構國家認同基礎的第四層面:價值與信仰認同層面。對於個人來說,這四個層面儘管有其內在的邏輯聯繫,但在人們具體的精神與觀念中,是以連帶、交疊與混合的狀態存在的。然而,對於國家建構公民的國家認同來說,其內在的層次性和邏輯性則是十分鮮明的,從上到下依次是:主權與憲法認同層面、制度與法律認同層面、價值與信仰認同層面、福利與政策認同層面。這樣的層次結構是現代國家建構與維繫的內在邏輯決定的。現代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實踐也充分表明,國家是在從上到下中逐層地建構和鞏固公民的國家認同過程中走向鞏固和成熟的。當國家終於在價值與信仰層面有效地確立起公民的國家認同時,國家制度及其所創造的國家一體性也就真正地深入人心,一種普遍的愛國心與共同信仰也就能得到有效的發育和成長,國家與社會也就因此走向鞏固。①國家成長到這個階段,福利與政策影響公民利益所帶來的國家認同危機,猶如風吹大樹,動搖的不是根本,而是枝葉。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陷入財政與福利危機的一些發達國家民眾的表現多少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不會拷問國家制度體系本身,而是不停地責難執政的政府,於是,國家認同危機完全變成政府認同危機。

          考察當今世界各國的發展,人們常常用民主的鞏固與否來判定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水平,並將實現民主鞏固作為國家建設的基本目標。實際上,這個檢視與判斷模式與從國家認同結構體系來檢視國家建設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因為,任何一種制度最終得以鞏固,不是制度背後的權力以及制度本身的力量,而是人們對制度的認同和信仰。只有根植於人們心靈與信仰中的制度才是最為穩固的制度。相較於「民主①托克維爾指出:」一個沒有共同信仰的社會,就根本無法存在,因為沒有共同的理想,就不會有共同的行動,這時雖然有人存在,但構不成社會。因此,為了使社會成立,尤其是為了使社會欣欣向榮,就必須用某種主要的思想把全體公民的精神經常集中起來,並保持其整體性。社會建構如此,國家建設也是如此。(參見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第524頁)鞏固「的視角,從國家認同檢視國家發展水平,不僅能夠判定國家制度體系是否達到鞏固狀態,而且能夠比較好地分析國家建設在任何現代國家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和挑戰及其應對的重點與路徑。

          國家建設是現代國家的常態,只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任務和使命。正如林茨等人指出的那樣,判定一個政體是鞏固的民主政體,並沒有排除其將來崩潰的可能。①制度鞏固的國家與制度尚未鞏固國家之間在國家建設上的差別,僅僅是國家建設使命的差別。前者的使命是提升和優化國家的能力,後者的使命是不斷鞏固國家的根本,即根本的制度體系。相比較而言,後者的國家建設是全面性的,往往必須在四個層面同時展開;而前者的國家建設則是專項性的,根據國家發展的實際狀態,在某個具體層面展開。在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的國家建設更多地是在福利與政策層面展開。哈貝馬斯就認為,這個層面的國家建設是戰後發達國家解決資本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衝突,避免國家危機的關鍵所在。他說:「如何解決把經濟效率同自由和社會保障,即把資本主義同民主結合起來的問題,關鍵在於實行某種致力於在高就業水平下比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政策。」②所以,戰後發達國家都將建設和維持福利國家作為國家建設的基本任務。

          對於必須進行全面性的國家建設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從國家認同檢視國家建設,對於準確把握國家建設戰略議程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基於前面提到的國家認同結構體系與國家結構體系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與相互塑造關係,國家就能在這種檢視中尋找到國家建設的戰略基點,並形成相應的戰略安排。例如,仔細考察冷戰結束后出現的新興經濟體國家,雖然這些國家都處於經濟快速發展的狀態,但從國家認同與國家結構體系相互塑造的邏輯來看,不同國家的國家建設戰略議程是不同的,有的國家必須解決國家制度的歷史與現實合理性問題;有的國家必須解決國家結構體系的內在一體化問題;有的國家必須解決福利與社會政策問題等等。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大國,中國正處於全面性的國家建設時期,也面臨著如何建構合理有效的國家建設戰略議程問題。

          五、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中國議程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同時又是一個年輕的現代國家;中國是一個正全面融入全球體系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力圖創造自己獨特製度與價值的國家;中國是一個社會分化與個體化不斷增強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正致力於建構制度與推進一體化胡安-J.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歐洲》,孫龍等譯,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頁。

          于爾根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論經濟全球化的後果問題》,烏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王學東等譯,台湾: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72頁。

          進程的國家。這是社會轉型與國家成長必然經歷的一個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國家建設在成長的同時,面臨著各種可能的發展陷阱;與此相應,國家認同在不斷建構的同時,面臨著認同危機、身份困惑以及價值缺失的挑戰。這是國家成長最有活力的時期,但同時也是國家成長的最艱難、最關鍵的時期。不論是發達國家成長的歷史,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把握好這個時期,關係到國家建設與成長的最終質量,從而關係到整個民族的未來。中國要把握好這個時期,最關鍵的就是整體推進國家建設。具體來說,就是實現國家制度建設、國家結構體系優化與國家認同建構的有機統一。

          也許與世界歷史上其他的文化與文明相比,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中,人與國家的關係可能是最為緊密的,其基礎有三:其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家與國具有同構性,國家是集家而成的政治共同體;其二,中國是一個傳統文化和制度早熟的國家,在圍繞著「修齊治平」的中軸所建立起來的生活體系之中,國家力量深入到人們的人生理想與生活實踐之中;其三,中國是一個以世俗生活為主體的國家,國家是組織、協調和主宰世俗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唯一力量。所以,傳統中國所凝聚起來的中華民族雖然是一個「文化民族」但這個民族卻是以「國家」為核心的,儘管這個「國家」不是現代國家。傳統中國的這種狀態完全不同於其他民族與國家的前現代狀態。可以說,在中國邁向現代國家的時候,中華民族就不僅僅是一個起的民族。這種「政治民族」與現代國家所形成「國家民族」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用政權,而不是用主權的力量來聚合不同的族群;它靠親疏與朝貢,而不是靠平等與制度來聚合不同的族群。儘管如此,這種「政治民族」的歷史積澱,還是為中國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提供了不一般的國家觀念。比較鮮明地體現為兩點:其一,民眾與國家具有相互的依存性。民眾將國家視為民之父母,必須關愛民眾、為民作主;與此同時,國家視民為國之本,以「民為邦本」為治國原則。其二,雖然人們離不開國家,但國家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超越國家的天下。由此,天下就成為國家現實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所在。①而在中國的政治邏輯中,天下之本在人心所向,其境界是共存、包容與交融。因此,儘管中國建構的現代國家與傳統帝國在制度形態上沒有任何的銜接關係,但中國人在建構現代國家,形成現代國家認同的時候,還是將歷史與文化傳承下來的國家觀念帶到現代的實踐之中。這種獨特的國家觀念為中國人建構現代國家認同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與文化模板。認識到這一點,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從千年專制帝國中走出來的中國人能夠很快讓民主共和的思想在①趙汀陽:《天下體系》,南京:台湾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3心中紮根,並成為現代國家認同最基本的價值基礎。①前面的分析已經表明,現代國家認同的建構,離不開現代國家制度及其所決定的國家結構體系的建構、優化與鞏固。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歷史起點,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實踐先後經歷了兩大時代、兩大形態:第一個時代就是1949年前的革命時代,其形態是建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第二個時代就是1949年之後的建設時代,其形態是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這兩個時代、兩大形態,雖然差異很大,但還是具有一定的歷史與制度的延續性。然而,對於國家認同建構來說,這種延續性的影響十分有限;相反,它們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使得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認同的進程出現了某種歷史性斷裂。因為,1949年之後,中國人是在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新社會、新國家的基礎上重新建構新的國家認同的。

          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構和邏輯,決定了當代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是基於其在三個時空中形成的國家認知和國家觀念複合而成的:第一個時空自然是中國千年歷史與傳統的時空,這個時空建構了中國人對「文化中國」的認同及其獨特的國家觀念;第二個時空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從傳統帝國邁向現代國家歷史的時空,這個時空建構了中國人對現代共和國的認同;第三個時空就是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時空,這個時空建構了中國人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第三個時空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對當下的國家建設與發展最為關鍵,但中國的發展表明,人們在第一、二時空所建構的國家認同對國家建設也是至關重要的。在第一個時空所形成的國家認同,一方面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與文化基礎,另一方面維繫和保證了國家大一統特性的精神與信念基礎。②在第二個時空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則保證了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不是銜接在中國的傳統帝國之上,而一定是銜接在現代文明之上。正是這兩個層面的國家認同使中國在近代曲折進程中,維繫了國家的內在統一與現代化、民主化的發展取向。所以,中國人要在第三時空形成穩定的國家認同,就離不開第一、第二時空對國家認同的建構作用。

          當下,中國人所要認同的現代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存在,雖然有歷史的必然性,也有制度的合法性與實踐的合理性,但依然還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因此,國家認同依然需要積極的建構與深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國家認同建構不是孤立的政治行動,作為國家建設的重要方面,它一定與現實的國家結構體系及其背後的國家制度的健全密切相關,需要相互借力、相互塑造。這就需要國家認同建構的戰略議程,明確從何入手、建構什麼1954年,劉少奇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劉少奇選集》(下),台湾: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5頁)姜義華:《中華文明的根柢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61頁。

          以及行動順序。基於前面分析的國家認同與國家結構體系相互塑造的原理,中國國家認同的建構戰略議程應該從優化國家結構體系入手,其基礎則在於國家民主的成長與國家制度的健全與完善。鑒於此,中國國家認同建構的戰略議程應聚焦於以下四大方面:第一,從學理上闡釋中國現代國家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邏輯及其規定。人們認同國家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對其所面對國家的現實合理性的認同。對於任何國家來說,其現實合理性,除了其現實有效性之外,很大一部分還取決於其歷史必然性。這就意味著,現代國家誕生的歷史必然性以及相應手續的合法性對人們認同現代國家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方面,中國現有的闡述邏輯與內容的說服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越發虛弱,原因在於其視角是革命的視角,其範式是意識形態的範式。不能說清楚現實國家從何而來,為何而來以及如何而來,那國家就無法確立其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在英國哲學家羅素看來,研究和說明清楚這些,「對任何有關我們自己地位的意識、對任何擺脫於我們自己教育上的偶然境遇,都是不可或缺的」。①為此,中國應該從現代化與現代國家建設的視角出發,在學理研究的基礎上,科學而嚴謹地呈現出中國現代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誕生和成長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規定性。在中國的國家建設中,這個問題已經超越出學術的範疇,其本質是政治問題,即黨和國家以比「革命」更大的範疇與時代邏輯來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誕生和發展的內在歷史邏輯。解決了國家誕生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伴隨國家誕生而形成的相應現代國家制度,即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內在合理性也就有了相應的歷史基礎。當然,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內在合理性,除了需要歷史基礎之外,還需要理論基礎。

          第二,從理論上闡釋國家及其國家制度的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理性化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與現實追求。民主與法治是現代國家理性化的具體體現。

          所以,在現代文明的背景下,人們將國家作為理性的產物來看待和評判。要成為理性化的國家,就必須做到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的有機統一。具體來說,就是在確立大家認可的國家價值取向之後,必須有一套能夠達成價值合理性的有效制度安排與制度運行,即工具合理性。顯然,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的有機統一,不僅要體現在理論邏輯上,而且要體現在實踐邏輯上。相比較而言,理論邏輯上的解決更具有全局性的價值,因為,它能夠為具體的實踐提供明確的方向與任務。所以,托克維爾說:「建立在一個容易加以界說的簡單原則或學說之上的政府,雖然不是最好的政府,但無疑是最強大和最長命的政府。」②這個道理對中國國家認同建構是富有啟示的。中國雖然在實踐中獲得了應有的制度自信,但是這種制度自信背後的羅素:《論歷史》,何兆武等譯,台湾:三聯書店,1991年,第1頁。

          理論力量仍有待加強。例如,對於人民民主的中國政治制度安排與現代民主價值和制度之間的內在一致性,還缺乏有說服力的理論支撐。這正如馬克思所言,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力量。①因而,對國家認同建構來說,非常需要能夠說服人、掌握群眾的國家與國家制度的理論建構。

          第三,從制度上優化國家內部的結構關係以實現多元化與一體化共存發展。在現代國家體系中,人們對國家的最真切需求主要有兩個:一是自由,實現自主而多元發展;二是平等,從而實現有保障的自由。這種保障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平等,以避免不平等對自由的直接傷害;其二是福利,以保障擁有自由的人能夠獲得除自然給予之外的最基本生存保障。這兩個需求自然形成國家發展的兩大趨向:一是多元化,二是一體化。其共存的基礎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其對國家內部結構關係的優化,諸如政黨、社會與國家的結構關係,其關鍵是政黨的角色定位與功能定位;中央與地方的結構關係,其關鍵是中央與地方的職能配置;民族關係,其關鍵是民族平等權利的制度實現方式;城鄉結構關係,其關鍵是城鄉一體等等。實踐表明,這其中的任何一種結構關係出現問題,都會對國家認同產生深刻的影響。因為,在整個國家系統中,這些結構關係之間具有深刻的連帶關係,某一種關係失衡,就會帶來其他關係的失衡。所以,優化國家內部結構關係,固然需要具體的制度設計,但更需要國家整體的規劃和安排。這就需要理論和戰略。

          第四,在政策上體現和實踐國家發展與治理的基本價值。國家認同的主體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而人對國家的最直接感受就是政策及其所產生的治理,這些關係到人們的切身利益。所以,國家要贏得人們的認同與信任,就必須有高水平的治理與政策能力。對於國家來說,政策水平的高低,不僅取決於它解決老問題的效力,而且取決於它避免引發新問題的能力。這就要求政策能夠既能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能夠緊緊地守住人們公認的核心價值,使政策不僅體現核心價值,而且實踐核心價值。在中國這樣地區差異較大、利益多元的社會,政策的簡單化,不但不可能解決問題,而且還會引發新的問題,從而引發社會與國家、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緊張。為此,政策制定者應該充分發揚中國的兩大民主資源:一是群眾路線與群眾工作;二是協商民主實踐。這兩大民主資源,既能拉近政府與民眾、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適應性以及體現和實踐國家基本價值的能力,減少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許多國家在治理中出現的認同危機,往往不是制度引發,而是政策引發,但是,政策引發認同危機到了一定程度,就變成制度問題。到了這個程度,國家認同就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結語現代國家認同是人與國家有機互動的產物。認同出於自我,是情感、觀念、信仰與理想的複合體,不論其形成過程多麼複雜,都離不開認同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現代國家認同是在現代與全球化所構成的大時空中存在的,不僅認同的主體擁有這樣的大時空,國家實際上也擁有這樣的大時空。在這樣的大時空中,人與國家都經歷了多重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洗禮,因而不論是認同主體對國家的選擇,還是國家對認同主體的接納,都不再完全局限於特定的族群、文化、宗教、制度所形成的規定性,它們之間是相互開放的系統。冷戰結束后,網路化的拓展與深化,進一步促進了這種相互開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任何社會的現代國家認同建構,不論從國家來講,還是從個人來講,除了有賴於不可缺少的公民教育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還有賴於國家建設的整體水平。對於日益全球化和網路化的現代公民來說,國家內部體系的合理性與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獨特性與先進性,必然日益成為決定其國家認同取向的重要因素。因而,在21世紀的今天,國家認同建構不能脫離出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對國家認同建構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意識形態,也只有充分融合在國家建設之中才能對認同起作用。缺乏應有的國家認同,現代國家必然陷入危機;而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一代人的國家認同已不能完全決定新一代人的國家認同,所以,持續不斷的國家建設將是現代國家得以存續和發展的關鍵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具備提升和鞏固國家認同的國家建設能力,將成為各國立足當今世界的關鍵所在。

          〔責任編輯:劉倩責任編審:孫麾〕夏爾戴高樂:《希望回憶錄》,《希望回憶錄》翻譯組譯,台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台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213頁。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09頁。

          齊格蒙特鮑曼:《免於國家干預的自由、在國家中的自由和通過國家獲得自由:重探T.H.馬歇爾的權利三維體》,郭忠華、劉訓練編:《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南京:台湾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0*336頁。

          西摩馬丁李普賽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60頁。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1994年,第554頁。

          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台湾: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3頁。

          人們習慣於把法國的體制稱為『』半總統制「這主要因為法國的體制是總統制與議會內閣制的結合;然而,從法國建構這種體制的出發點來看,法國體制中所包含的總統制應該看作是『』超總統制」因為,在這種體制中,法國總統所擁有的超然權力要大於美國總統。

          安吉洛* *M.科迪維拉;《國家的性格:政治怎樣製造和破壞繁榮、家庭和文明禮貌》,張智仁譯,台湾:台湾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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